我的曾姑母是十多年前那个被人叫做“长袍子”的老人。那时候经常能看到她穿着脏兮兮的旧式青布长袍在村里转。老人一年四季都穿着那件衣服，头上戴着一顶老人们常戴的青丝帽子，把稀稀的几缕头发盘在帽子底下。在人们穿着笔挺的西服和短小衬衫的现代，她的那一身旧长袍，就成了一场滑稽的表演。
她是一个疯子。这一点从她褴褛的衣衫和含糊的语言上便能得到确认。她的嘴巴一刻都没闲下来过，总是骂着一些含糊的脏话，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这个老人很奇怪，她一直在用那些恶毒的言语咒骂着谁，某个人或者别的什么，好像全世界都跟她有仇似的。总之，在我每次看见她的同时，总是还会听见她的咒骂。她的口舌似乎不知疲倦，就像一台机器，片刻不停地骂。我想，也许她在梦里，嘴巴也未曾停过吧。她的声音显得异常愤怒，起初我以为是孩子们惹怒了她，后来发现不是。即使孩子们不去招惹她的时候，她还是在一刻不停地愤怒地咒骂着。这让我很奇怪。
每每到了学生放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群孩子远远地围着她，拿石块或者果皮朝她身上扔去，并嘻嘻哈哈地叫着“舀巴舀”。我不知道这称呼有什么含义。可能是嘲讽她拄着那根乌黑发亮的棍子走路时身体弯成一个豆角，并且一颠一颠的姿势吧？或者是机关枪一样含糊却稠密的发音？或者别的什么。总之，肯定不含好意。孩子们这样一叫，她就会用那瘦削的胳膊抡起拐来吓唬他们，或者是由于老迈因而想打但又打不到吧。嘴巴里的声音这时大起来，是一种很奇怪的音色，奇怪得不像是出自一个人的喉咙，而是让人联想到一种类似鸭子的怪兽。她愤怒的声音里总是多次地重复着一个词，回贼。孩子们叫着跳着，心满意足地躲避着她的追打。事实上根本不用跑。老人的棍子挥舞的范围只有一米多，孩子们则站在至少十步以外的地方。尽管这样，老人每挥一下棍子，孩子们就会紧张地往后退几步。孩子们好像很害怕她似的，而她根本只是一个瘦弱的老人，老得连路都走不动。
在当地，小孩子要是淘气起来，哭闹不止的时候，大人们就说：舀巴舀来了！这样一说，小孩子立刻就止了哭声往大人怀里钻。在这里即使再淘气胆大的孩子，只要一听到“舀巴舀”这三个字时，就会温顺得像一只猫儿。我小时候常爱跑到小河边捞鱼，母亲每次把我揪回来时，总是会说：再不听话就把你送给舀巴舀去！在我幼小的心目中，舀巴舀跟大人们常吓唬我的“瞎猫子”，“狼怕怕”一样，是一种从来没有见过但一定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东西。我想像它们肯定是一种怪兽，非常庞大，浑身黑色，龇着獠牙，常在黑夜里某个黑暗的角落潜伏着，吃人或者吸血或者别的什么，反正会让人一提起就毛骨悚然。当然我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当我得知内心深处那种可怕的怪物居然是一个垂垂老人时，心里有些失望又有些庆幸。我怀着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第一次去拿石子砸她，听她骂着一连串含糊的脏话而大笑不已。我心里涌出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似乎是那种终于把一个强大的怪兽消灭了的豪情壮志。回到家把这事告诉给母亲时，却挨了一顿树枝。
母亲告诉我，她就是我的曾姑母，我爷爷的姑姑，我太爷的亲妹妹。并一再告诫我和弟弟，不许欺负她，别人欺负可以，但我们不可以。我母亲叹了口气说，她很可怜的。我们再追问时，她就什么也不说了。时间一长，对探究曾姑母的生事失去了兴趣，我们也就再没问过。这以后很长时间，我的曾姑母，她在我心目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无意遇见她，也总没办法把她跟曾姑母这个称呼联系起来，只是不再参与扔石头的队伍，改为袖手旁观。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在我心里是个“无”，就像一个历史人物一样的遥远，就像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很久的太爷那般抽象。事实上，在村里人心目中，她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村里哪条路上看到她干枯的四肢蠕动，或者听到她语无伦次的咒骂声时，才会突然意识到，哦，她还活着。除此之外，谁也不会想到她，想到世上有这么一个人，舀巴舀。甚至，在吓唬小孩并说出长袍子这几个字时，也不会联想到那个脊柱弯曲，四肢干枯，面目肮脏的老人来。
再次说起曾姑母，是在她去世以后。妈妈开始念叨她是怎样怎样可怜，从头到尾地说起她的身世。在我妈妈的记忆里，这个老乞丐一直是四处讨饭，那时候她还年轻，腿脚灵活，却一直拄着那根乌黑的拐棍。她能去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讨饭，游荡。那时候我妈妈还只是个孩子，家在三十多里以外的乡下。每年一进腊月，这个“长袍子”会准时出现在她们村子里，拄着拐棍挨家挨户地讨饭。有的好心人家，会给她的那只破搪瓷缸子里盛上一碗饭，留她在家门口坐着吃完。一般都会给她一个干馒头或者一块干饼，有的干脆抓一把面粉。照样有一群孩子围着她嬉笑，叫骂，扔石头。她照样会抡起拐棍驱赶他们，就像驱赶一群可恶的蝇子。在村里游荡几天后，她会突然消失，出现在更远的一个村子里，讨饭，被孩子们欺负。如此周而复始，把她的一生就这么消耗殆尽。
老年以后，长袍子再也不能去远处乞讨了。城里人人情冷漠，很少有人给她施舍一点东西。此后，我爷爷的大哥便把他接回自己家养活。虽然那时候她不再讨饭，围着她嬉笑的孩子们却依然如故。他们嘲笑她，辱骂她。她也用含糊的话骂着，却不知道是在骂孩子们，还是别的人。她就这么咒骂着，疯癫着把一生走完了。至于她是天生的疯子还是后天得了什么病，这个我妈妈也不知道。
长袍子的丧事办的很简单，没有响器奏哀乐也没阴阳念经超度。甚至鞭炮，甚至哭声都没有。她就这样安静地被抬到山上埋掉。这个疯癫的女人，她生前咒骂这个世界，喋喋不休，死后却如此安静，安静得几近悲凉，甚至悲壮。村里一切照常。人们忙着各自的事情比如下地干活比如打孩子比如在村口的小卖铺前下棋，村子正常得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也许长袍子在人们心里早已不存在了，以至于连那些多嘴的妇人围拢在炕上纳鞋底时，也不会谈论起这么个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她的葬礼，也没人想起去给她上一柱香，仿佛死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蚂蚁。
后来，我终于在奶奶那里知道了长袍子的全部故事。奶奶说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次土匪屠城的事。奶奶说，那时候她还没出世，都是零碎地从大人说故事时听来的。总之，那次土匪屠城，杀掉了小县城里近百分之九十的人。我的曾姑母，那个叫长袍子的脏乎乎的老人，年轻时是个美丽的姑娘，她在那次屠城中被土匪头目看中，抢了去。大约五十年代，突然有一天，她回来了，出现在村子里。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俊俏的大姑娘，如今已变成一个又老又丑的中年妇女。更让村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居然说话语无伦次，所有过去的熟人她已经不认得，而只是在嘴里一遍遍地咒骂一些含糊的脏话，反复说着“回贼”这个词儿。
奶奶还讲了一个那次屠城的故事。奶奶说，那时候城里闯进无数的土匪，见人就杀。她的妈妈带着她两个哥哥在慌乱中逃命。两个孩子大的一个才七岁，小的一个也就三四岁吧。母子三人沿着城墙拼命奔跑，在走过北边的城墙时，突然一块石头从城墙上滚下来，砸在小儿子的身上。孩子栽倒在地抽搐成一团，眼睛翻着白，嘴里吐着白沫。曾祖母看了看，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就狠了狠心丢下他，拉着另一个孩子跑了。奶奶说，每每说起这事，曾祖母总是泣不成声。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一个孱弱女人面对一场疯狂的屠杀，她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那群野蛮的屠杀者让她失去了一个孩子，她没有能力去报仇去拼杀去冲锋陷阵，只能去挽救另一个孩子，让他活下去。活下去，屈辱地活着，或者像牲口一样地活着，无论如何，只要活着，这就够了。在这样混乱的世道上，还能奢求什么呢？
关于那次屠城的事，《礼县志》等诸多史料都有记载。
一九三○年农历闰六月初十，马廷贤军攻占礼县，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屠城血案。……据国民党官方统计，屠城中死难者达七千二百余人。云云。
我来把事情的经过简要描述一下。一九三○春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断掉冯、阎二人的后方，想法收买了临夏的回民马廷襄、马廷贤兄弟。二人招兵买马，率军先后攻陷了武威、永昌、民勤、卓尼、天水等地。天水攻占后，陇南其他几县都相继投降。马廷贤欲将礼县县长马绍棠调到别处任职，以削弱其势力。马绍棠不从，囤积粮草，操练军队准备营敌，并将马廷贤派来接任其职务的人员扣押。马廷贤闻讯大怒，派韩进录、王占林率六千人包围礼县城，并于农历六月十七日开始攻城。双方僵持了二十几天，马廷贤部下一面谈判，一面派技工在礼县城北墙下挖开一条地道，闰六月初十，用三棺材炸药炸开城墙。马军蜂拥而入，见人便杀。城里八千余人被杀掉七千二百多。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一时间城里血流成河尸骨如山。马绍棠被俘虏，押到天水后杀害。
这次屠城以后，城里尸体堆积如山。当时正值六月的天气，尸体很快肿胀发臭，惹来了漫天的乌鸦乱飞，狼，野狗等动物疯狂地撕咬抢食尸体。护城河水变成血红，到处都是腐烂的骨肉和残缺的肢体，十里以外都恶臭难闻，情形惨不忍睹。
听奶奶说，城北有座“寄骨塔”，是在那之后一年多修的，那时候马军已被忍受不了压迫的乡下农民武装队伍赶跑了。塔在文革时被拆除，现在无从见到。
我的曾姑母，那个叫长袍子的女人，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人抢走的。
还有几个细节，值得补充一下，我以为这是奶奶为了哄我们玩编出来的故事。说是马军里有一个年轻军人提着沾满血的军刀闯进一户人家，这家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和几个孩子。孩子们吓得抱成一团蜷缩在老人的背后。年轻军人进来以后，看到老泪横流的老人和那些小兽一样瑟瑟发抖的孩子们，心就软了，答应不杀他们。那个人在家里四处瞅了瞅，流着眼泪告诉老人，自己也有跟她一样年迈的母亲，有孩子。可是，上边命令他们把城里的人全都杀光啊，他下不了手，不忍心。然后把自己背包里的干粮拿出来分给孩子们，看着他们吃完，慢慢走出院子。另一个，说是有个士兵向连长汇报自己的战绩，高兴地说，报告长官，我杀了九是九个！连长一听，痛苦地低下头去，半天，起来以后就举到把那个士兵给杀了。连长说，加上你正好一百。
类似的故事我在小说和电视剧里也看到过。我翻遍了所有的史料，都没找到关于这两个故事的任何线索。但我真的很情愿相信这不是奶奶编造的故事。这应该是真的。真的会有那样少数的一些人，在众人都疯狂地屠杀同胞的时候，还保留着一点人性和良知。当然我并不会因此而不愤怒。那些野兽们，他们杀人就像宰掉一只动物。他们将无辜的百姓开膛泻肚，点天灯，甚至将长矛插进婴儿的肛门挑起来，就像挑起一只皮球那样轻而易举。也许他们干着如此充满血腥和罪恶的事情的同时，还在悠闲地开着玩笑，还在麻木地拍着手，欢呼着，庆贺着胜利。
我想我生来反感政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源于这样的屠杀事件。政客们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一点妒嫉，一点私欲，就会使很多无辜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血流成河尸骨遍野。他们是屠刀的操纵者，凶手。我想，他们在表彰会上接受嘉奖和勋章时，在报纸上大言不惭地谈着他们如何如何爱护自己的人民时，在与家人吃着除夕的团员饭时，他们在饭后悠闲地擦拭军刀时，是不是会想起那些惨遭毁灭的家庭和无数惨死的冤魂？
直到现在，关于曾姑母，我仍有许多疑问。在她被匪徒劫持的几年里，她是如何从一个正常的年轻女人变成一个疯子的呢？那几年她去了哪里？这些问题已经没人来提供答案，我只能凭借一些猜想和假设得到几种可能的答案。
曾姑母生前反复咒骂的一个名词是：回贼。我想，这是因为那些土匪全是回族人的缘故吧。而资料显示，马廷贤军中大多人皆系临夏籍，那么，在她失踪的多年里，她很可能被带回临夏。可以想像，在那几年里，她一定在那里受尽了折磨，比如因为时刻想着逃跑而被关押起来，比如被些那个黑心的军官转手卖掉，比如因为不屈从匪徒的淫威而遭毒打，比如不堪忍受屈辱而多次自杀，或者，还因为她想家，对于一个时刻身体和心灵受着非人的摧残的羸弱的女人，没有什么比家更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她迫切想望着的。
那片生养过她的土地上有她的亲人们，她的父母，邻居，善良的村民甚至她热恋的情人。在梦里她可能无数次回到那片亲切的土地上，那里承载着所有她少女的希望。想想一棵古树，树上必结满果子。夏天，与伙伴们一道在爬上高高的枝干去摘果子。也许吃饱了肚子会躲在阴凉茂密的枝叶中睡个酣适的午觉一直到太阳落山。树下也许有一块石板，在某个炎热的夏夜她会与很多孩子一起围着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听他讲鬼故事。老人一定还会故意在最关键的时刻停下来，诡异地眨着眼睛，让孩子们猜猜故事的结局，然后卖着关子让她们给他装上一袋旱烟，并点上火。故事讲完以后，也许女儿身的她吓的不敢回家，拽着同伴的衣襟，被大家取笑，叫她胆小鬼。也许会想起一片农田，长着齐膝的麦子，在炎热的中午她顶着烈日给劳作的父亲送去午饭，看着他狼吞虎咽，在他吃完饭斜躺在地边眯着眼睛吸烟的同时，与他一起谈论今年麦子的长势如何好，并且一起憧憬着腊月里为过年蒸的白面馍馍。甚至，想想与他的恋人坐在河边，揪着草杆，听着青蛙的鼓噪的美好的夜晚……
这些，都在一九三零年八月四日那天全部结束了。这些事现在像梦境一样的不真实，难以把握，并且时时刺疼她的心。从那个夏天黑色的午后开始，她就走进一个黑色的梦魇，从此她昏昏沉沉不知生在何地，她的心里塞满了无边的仇恨。仇恨那些残忍的土匪，他们是一群畜生！她的语言只剩下谩骂一种功能，那些美妙的语言曾经像一首诗，现在却成了一纸判决书，审判着种种滔天的罪行。或者，她的语言也在于倾泄仇恨。骂出来吧，骂痛那些禽兽，也许会让自己的痛苦减轻一些的。但是，这痛苦太多，太长，说不完也说不尽。他们罪恶，让她用一生的时间来宣判，这，对她来说，也许是更沉重的代价。
在眼睁睁地目睹了亲人一个个惨死，她也许是吓疯了。一个年轻的女子，何时见过如此血腥残暴的场面？她看到身边的人被冰冷的刺刀割断脖子，插进肚子，砍破脑袋。她看到他们的身体流着血，像一只鸡一样无力地挣扎着死去，操刀者面目狰狞。她看着他们残缺的尸体被狼和乌鸦分食，撕扯。她看到那些举着屠刀的人表情疯狂面容残暴，眼睛里透着红光就像一群嗜血的野兽。他们向她逼近，逼近，逼近。不，她受不了这些，她往后退，却靠在了墙上。无处可逃。她被眼前这一切吓傻了，就像一只鸟面对一张巨大的黑网落下时的反应一样，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来不及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的美貌让她幸运的活下来。从此她变得浑浑噩噩仿佛陷进了一个黑暗的无底的深渊。从此也许她再也不会从这个恶梦中醒过来，永远不会。
也许是她的疯癫让那些人失去了耐心，也许她变得又老又丑使土匪们失去了兴趣，也许土匪们良心发现，也许她百般努力，最后，总之她逃出来了。但这个恶梦一直没有醒过。很难想像，她是如何从好几百里以外的地方找回这片土地的。也许，在她混混沌沌的梦魇里，始终有一片光在她的眼前，也许是一个亲切的声音的召唤也许是一只厚实的手的指引，反正她回来了，她的身体回来了。但，她的灵魂，却一直没有苏醒过来。她的灵魂已经在一九三零年那个黑色的夏天被杀死了，与她的亲人一道被杀。
她回来了。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侥幸逃过那次杀戮的亲人现在大多已经死去了，未死的，也许已经不认得她。即使认识，人们也无法再跟这个疯癫老人交流。人们疏远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并且，无知的孩子们开始嘲笑她，用石块砸她，砸这个丑陋肮脏的疯老女人。然而，她，却像一个时代的感叹号，深深印在今天，这个幸福和谐的时代。但是，从来没有人读懂过。人们只知道她是一个象征破败和古旧的符号，他们嘲笑她，就像嘲笑一个滑稽的小丑一样。但他们却并不知道，她是一位历史的宣判者。她代表着一个时代，向罪恶发出正义的宣判。她的长袍里包裹着的，是一段屈辱的血泪史。她在用一些恶毒的咒骂讲述着自己的身世，讲述着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是，她被无情的现代人遗弃了，遗弃在了过去，遗弃在了一九三零年八月四日这一天，从此再也没有被人记起。
也许她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获得了某种安全感和活下去的勇气吧，也许肩负着审判罪恶的使命她还不能立刻去死。总之她活着，她开始乞讨，过着一种惨淡的乞讨生活。她用大多数的时间去咒骂，咒骂那个黑暗的时代，咒骂那群疯狂的畜生。内心的巨大疼痛和记忆的缺陷使她的咒骂不带任何情节，她无法把那段痛苦的历史讲述出来。这痛苦难以想像，语言根本无法描述。所以她只好用最恶毒的词语来咒骂。她反复念着一个罪恶的名词直到死。她的咒骂，已经成为一种古老的审判意识，代表历史，还有那些死去的、未死的善良和正义的人们，审判着那些罪恶。而她手里那条乌黑的拐棍，就是正义的法锤，它的敲击铿锵有力，一记一记砸在人性最丑恶的深处。
我想，她终于会在临终时突然从这个纠缠她半生的梦魇里醒来吧。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醒来，回忆一下一九三零年之前的那些美好时光。然后，安逸地闭上眼睛，并且，微笑着。我曾多次打向人听过曾姑母死时的表情，极力想从他们那里得到证实，曾姑母是微笑着死去的，她确实从那个长长的梦魇里醒来了。但是，从来没有人证实我的猜测。也许，这个梦魇从那个夏天开始直到她死，始终没有苏醒过。
前年春天，一次去山上栽树，路过曾姑母的坟墓。我看到那座土丘上郁郁葱葱长满了绿的草，阳光下，满山的野花开的正好。我的内心，突然少了一些沉重。
07年7月